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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山到Mount Taranaki

                                                                                       他乡往事（四）

                                                                             作者: 曹而胜97届新西兰

1997年，我从平潭城关中学初中毕业，通过考试保送入了福建省首批重点中学:福州高级中学。学校坐落在福州仓山烟台山的山顶，这片曾是万国使馆区的土地上，遍布着风格各异的欧式老建筑。

福高当年是唯一一所面向福州五区八县偏远山区与海岛招收保送生的重点高中。我们一群来自各个小地方的少年，在这里被打开眼界，理想被点燃，思想被塑造。在我心里，这就是一生中最好的学校：哥特式的教室，典雅的图书馆，宽敞的体操馆，还有我们住过的宿舍楼，全都是福建省级保护建筑，每一处都沉淀着时光的分量。

我的高一班主任陈建南老师，教英语，为人温和可亲，却在原则上格外严谨。他总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高一那年，几位刚从师大毕业的见习老师来到我们班，其中一位年轻的代理班主任满怀着理想与热情。他一来就想把班训换掉——要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改成“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伸手就要揭下墙上的旧字，陈老师却温和地拦住：“别急着撕，新的可以直接贴在上面。”毛笔字大小刚好，用透明胶固定就好。只是这句新标语少了一个字，最后陈老师提议：补上一个浓墨饱满的感叹号，刚好把原来的字完全盖住。既尊重了年轻人的想法，也守住了自己的初心与分寸。

见习老师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带着我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那一段时间过得充实又鲜活。等到他们结束见习离开时，班里不少女同学都红了眼眶，抱着老师哭成一团，那份纯粹的情谊格外动人。他们走后的第二天，陈老师才平静地叫我们取下那张新写的标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又重新清晰地展现在墙上。不动声色之间，尽显为师者的智慧与温柔。

我们当年选班委的方式也很特别：学号按保送考试成绩排序，1号担任学习委员, 2号当班长；3号任副班长……就这么顺着往下排。开学第一天，我是2号, 意外成了班长，心里既紧张又忐忑。陈老师只鼓励我一句：“尽你所能，把事做好。” 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底气。

我们都是住校生，前后两栋楼，前楼女生，后楼男生。每天六点多就得起床，广播一响，集合出操，之后才去食堂吃早饭。我从小海岛渔村长大，家中独子，很少被要求做家务，生活习惯不够规整，被子总叠不好，内务常被扣分。生管组长卢老师见我是班长，对我意见不小，还特意找陈老师反映，让我“注意形象”。

转眼到了冬天，期末临近，大家都在埋头备考。那晚晚自习结束回到宿舍，我刚躺下不久，就听见远处传来敲门声，还有人小声地喊：“开门啊，开门！”仔细一听，竟是我初中同学晓龙的声音。他被锁在隔壁班宿舍门外，屋里的同学故意调皮，就是不肯开门。

我等了五六分钟，门始终没开，心里一下子冒起火来。舍长还劝我别多管闲事，我却认定：“那是我初中同学，我不能不管！”说完便跳下床，快步跑出去。正巧同班的林立同学也赶了过来，我们俩看着冻在门外的晓龙，一时情急，我抬脚“哐”地一声，就把那扇门给踹开了。

这下事情闹大了，生管组要给我记警告处分。第二天见到陈老师，我满心愧疚，觉得班长肯定当不成了，主动解释原因：“我当时实在气不过，一时冲动就踢了门……老师，让副班长接任吧，我不配再当班长了。”

可陈老师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平和又温暖：“别想太多，专心准备考试。自己的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小事。哪怕是班长，也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班级事务往后靠。”

当时我似懂非懂，事后回想，心里却满是感动——他没有苛责，没有否定，反而先护着我的情绪，理解我的初心。没过多久，他又对我说：“这个学期你继续担任班长，下学期我们实行全班选举，由同学们说了算，不必急着辞掉。”

第二学期选举那天，除了原班委，又增补了两位同学参选。我心里直打鼓：自己宿舍内务扣分、还闯祸踢门，同学们肯定不会选我，就连投票时，都不好意思地给自己投了一票。可结果出来，我竟全票当选，一时又惊喜又惭愧，脸都红了。陈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我，轻轻笑了一下。

高中毕业之后，我来到了新西兰，却始终没有断了和老师的联系。每一年，我都会准时寄出一张贺年卡，隔着万水千山，送上一句问候。

2004年，是我工作的第二年。偶然得知母校福州高级中学正和新西兰的学校合作开设“中新班”。更让我惊喜的是：陈建南老师和肖莺老师将作为校方代表，前往新西兰中部城市New Plymouth的一所学校参加培训。

那时候国际长途特别昂贵，我们大多靠“大唐卡”联系。刮开密码涂层时会掉落黑色的碎屑，电话接通前，总会有一起长长的、空旷的电流盲音。我特意去买了一张，拨通了老师的电话，确认了他的行程，也把自己公司的直拨座机号留给了他，再三叮嘱：等他安顿好，一定要第一时间打给我。

老师果然守约。座机响起，电话接通时，他开口就是一句温和的英文：“May I speak to ... please?”——想必是以为打到了公司前台，下意识用了外事工作用语。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抓着话筒，下意识地站直了身子，笑着告诉他：“老师，这是我的直拨线，以后直接打就好。”

从奥克兰到New Plymouth，五百多公里，六七个小时的车程。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出发，一路向南。

                                (P1: 当时在这个桥上和老师散步)

 

New Plymouth城外矗立着雄伟的Mount Taranaki，形状端庄对称，酷似日本的富士山，山顶常年覆着皑皑白雪。当年在烟台山受教的海岛少年，如今竟能在地球另一端，用自己的方式接待老师，我一路上非常期待和老师相聚。

我赶到学校时才知道，在所有前来培训的中国老师里，陈老师是唯一一个有学生专程驱车几百公里来看望的。同行的老师连连称赞，陈老师脸上满是欣慰。

那几天，我陪着他在雪山脚下的小镇慢慢地走。五百公里的来路在身后，Mount Taranaki 的雪线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山风吹过来，带着南半球特有的海盐味。但那一刻，听着身旁老师温和的福州口音，我恍惚觉得，我们并没有走远，脚下踩着的，依然是烟台山顶那片百年老建筑里的落叶和泥土。